破除药品及耗材价格虚高——向医疗改革要“处方”

2015-3-11 09:48| 发布者: 梁斌| 原作者: 中国日报网|来自: 中国日报网

摘要: 韦飞燕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关心医药价格虚高的代表之一,她作为一名资深望重的中医药产业界人士,几年如一日,就药品价格虚高的提案反复提交全国人大,并不惜心力跟踪督促反馈结果。
       ——全国人大代表韦飞燕就医疗改革提出三点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
 
  中国日报网3月10日专电 (记者 张振方 侯云)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2015的医改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明确了推进100个地级市以上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放开绝大多数药品的政府定价,以达到破除以药养医,降低虚高药价,鼓励医生到基层多点执业等目的。

  这些措施无疑让医药界两会代表有了新期待,但是医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的利益面太广,推进十分艰难。我国医改实施6年来,从各方面数据 看,取得不少成就,如医保的全民覆盖达到了95%以上,新农合报销比例逐年提升,可以称得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但是,在一些医药代表人士看来,这些是远 远不够的,因为医药最核心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药品和医药耗材价格虚高所导致的看病贵顽疾一直存在。

  韦飞燕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关心医药价格虚高的代表之一,让记者敬佩的是,她作为一名资深望重的中医药产业界人士,放下在商海中争名竞力的博弈,将自己一 半的精力投入到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上来,甚至几年如一日,就药品价格虚高的提案反复提交全国人大,并不惜心力跟踪督促反馈结果。

  记者在广西全国人大代表驻地见到的韦飞燕女士,凭着这种执着一意又有点孤行的精神,看到了一个貌似单薄的女性内在的坚韧意志,不觉让人心生敬意。

  韦飞燕代表说,虽然我国医疗费用每年都增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贴补助标准也每年都上升,但却远远无法抵消虚高的药价、耗材以及医生的大处方。如 果不解决医疗体制医院营运机制问题,国家就算补贴再多,老百姓看病贵的难题也无法解决,农村因病返贫的现象还会增加。而扭转或破除医院现有的盈利方式,关 键还是要解决当前公立医院的盈利性问题。

  韦飞燕介绍说,改革开放前,公立医院是真正的非营利机构,医院所有人员的工资福利都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家财政紧张,就引导医院 挣钱养活自己,这么多年下来,非盈利的公立医院已变成常态性的“经营性企业”。当然,医院的难处也是有情可原,就以医院获得的财政拨款而言,连给退休职工 发退休金都不够,更别说医生和在职员工的工资了。同时医生的阳光工资也很低,在一般的地级市,一个二十多年的主任医生,人社局认可的工资只有2000—— 4000元不等。医疗消费本身所具有的信息不对称性,使它很容易成为一个最能诱导消费甚至强迫消费的行业。

  因此,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医院,就难免会成为消费者的“重灾区”,既然是“重灾区”,医患矛盾上升就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医院和医生通过开大处方、多用 耗材、多检查等方式明来暗去地盈收,不仅导致了我国整个医疗保障体系陷入泥潭,还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道德水平的下降。

  韦飞燕认为,碎片式的改革是不能有效解决看病贵的根本问题的。例如:不断变幻花样的药品招标,万变不离其宗地扭曲着医药价格的“变形”,她非常难以理 解我国当前的药品招标这桩“买卖”:用药者和付款者不谈价不定价,谈价定价者不用药也不付款。那么,谁对医疗的最终成效负责?没人负责!老百姓怨声载道是 谁的责任?没人有责!药品、耗材价格虚高普遍存在,甚至有些天价药、天价耗材,但这些都是政府定的价、政府招的标。十多年来,政府实施药品降价30多次, 但最终却是越降越高……。还有一些地方在试行“医药分家”方案,但操作方法却是:医院药房由一些商业企业托管,于是商业企业垄断了医院药品的销售,对没有 招标价格的层层加价,有招标价的则要求企业再让利,迫使一些企业为了让利而降低药品质量(由于很多药品质量标准很低,通过降质量达到降成本的空间,成为行 业内另一个严重问题)。各种不同的医改试点,造就着不同的冰火两重天局面。不是毫无效果,而是仅仅刮刮皮毛,不触及核心问题。

  这些存在的问题根本人们都意识到了吗?韦代表认为,医药界的有识之士都深刻地知道医疗系统的问题所在。但是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是全国一盘棋地推 进。试点固然需要,但6年来试点利弊鲜明,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所以应该是到了可以全面推进的时候了。对此,她坚定地认为,我国当前医改首要问题是要实现 降低虚高药价和虚高耗材价格的目标,而要想实现“双降”,就必须要有庖丁解牛之刀,只要有此宝刀,一切积弊和难题都会如土委地。

  韦飞燕代表告诉本网记者,本次人大会议就医疗改革向全国人大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首先,医改要在全国范围推行实施。前三年,医保药品和基本药物、耗材由政府指定医保支付机构与生产厂家做“量价”谈判,实行全国统购,只有通过 “量价”谈判才能实现生产企业自愿降价。特别是对一些进口药,由医保支付单位来进行量价谈判可以达到全球最优价格,这比政府用行政手段强行降价要有效的 多,因为中国是个13亿人用药的大市场,具有很大的谈判筹码。对于“量价”谈判中的“量”的确定,她也提供了具体操作方法:按上一年度各企业的医保产品在 医院的销售量(或80%)为基数量,要求生产企业在上年招标价格基础上至少降价50%以上,只要采购部门承诺企业一定销量(一般达到上年80%销量),这 种谈判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这能够确保大部分制药企业平稳过渡到低价体系中来。而政府或医保支付机构对于医药企业上年“量”的核验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我国 医保产品已经实施电子监管码,企业生产的每一盒(瓶)药品,都会上传至国家食药总局网站数据库,所以上年企业生产医保药品数据是清楚的、准确的,因而都是 可统计的。关键的问题是,由国家财政支付的医保药品、耗材等通过国家指定支付部门与生产企业进行采购价格谈判,生产企业降价后的盈利保障是需要借助于总销 售量的支持,所以全国统筹、总量采购、分省发货配送就十分必要。单省试点由于没有总量的支持,很难获得企业的自愿降价,会导致推行困难。

  2、将公立医院的盈利性现状恢复到从前的非盈利性质上来。对公立医院要实施收支两条线,医院在职员工的工资和福利由财政全额拨款。有人可能问,拨款的 钱从何来?这很好解决,可以从降低的药价和耗材价而来,医保支付的水平大大下降了,余下来的钱就可以支付医院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国家无需增加太大投入。至 于医院的退休人员,可以剥离医院移交社区管理。同时,建议保留大部分现有三甲公立医院,实施完全的非营利公益性。小部分的三甲医院让社会资本参与改制试 点,允许其成为营利性医院,同时,鼓励和推动医疗商业保险等。

  3、之后应相应地提高诊疗服务收费,如挂号费、手术费、处置费等,当然前提是必须药费、耗材费降下去,否则患者会雪上加霜。挂号费可以纳入医保报销, 越基层医院报销比例越高。同时,建立建立医生挂号费提成激励机制,建立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公开评价机制,并以此作为医生的绩效考核指标,以促进医生不断提 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增加患者的信任从而得到更多的挂号费提成。

  关于医生报酬的获得和激励机制建设,韦飞燕认为,国家支付同样的费用给医生,但通过的途径不同社会效果就会截然不同。透明的、以患者意愿为主导的支 付,能有效地促使医院和医生不断改进服务赢得信誉;而以事实上的鼓励灰色收入、以医生意愿为主导的收费,则会不断加重医患之间的矛盾,成为医业噪音的起 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反作用力,甚至成为洒向干枯原野的火苗和油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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