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登禹之女的后英雄主义时代

2014-4-15 09:19| 发布者: 晓萍| |来自: 中国精英网

摘要: 赵学芬是闻名遐迩的原国民革命军第29军132师师长、民族英雄赵登禹之女,1997年退休前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的副秘书长。赵登禹阵亡时,她还不到3岁,但这并不影响她对父亲的认知。

本网记者  李霂轶

 

      “虽然我现在年纪大了,但我仍然满腔热血,还会去喜峰口、遵化,包括卢沟桥那儿看看,那里的精神是我们的源动力。”2月26日,年逾80的赵学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底气十足:“我父亲当时在29军,现在我们这些29军后代还挺齐心协力的,我们的联系一直很紧密。”


      赵学芬是闻名遐迩的原国民革命军第29军132师师长、民族英雄赵登禹之女,1997年退休前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的副秘书长。赵登禹阵亡时,她还不到3岁,但这并不影响她对父亲的认知。

   

赵学芬缅怀父亲赵登禹将军

 

      美食一条街与29军纪念馆


      “我父亲在喜峰口的时候,用两口大刀奋勇杀敌,砍鬼子砍得刀都卷刃了。日本人为了防父亲的大刀,刻意佩戴上铁制的围脖。”赵学芬语气中不无骄傲地说:“面对敌人的花招,29军士兵也有办法,从头上往下劈,照样把鬼子劈死。”


      1937年,29军和日寇在卢沟桥上浴血奋战。“我父亲就是在这里牺牲的,牺牲的时候只有39岁。”赵学芬说着,语调低了下来。


      29军的前身是西北军,是一支对国家、对民族有过贡献的军队。1933年长城抗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29军都是首当其冲,奋勇杀敌。之后,历经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一直到1948年的贾汪起义,29军威名远扬,后被改编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2009年,29军家属在长城、喜峰口等地祭扫29军作战牺牲的将士,29军第二教导团少将教育长尹心田之子尹家衡起草了一封给北京市政府关于建29军纪念馆的公开信,很多将士之后都在信上签了名,赵学芬不甘落后,第二个签了名,名字紧挨着尹家衡。


      如今,距离公开信的发表已近5年,事情没有任何进展。


      “在卢沟桥宛平城内建纪念馆,很有纪念意义,这不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教材嘛。”赵学芬说,“但现在那边被圈起来,弄什么美食一条街,我们对这些很反感,我觉得应该把这些地方利用起来。”

 

      一段苦不堪言的岁月


      位于香山脚下的“佟麟阁将军纪念馆”是民族企业家訾贵江自己投资建立的,建设之初并不顺利,曾一度被定性为“违章建筑”,经赵学芬和其他29军后代的各种努力,加之又增建了“抗战名人纪念馆”,方得以保留至今。


      然而,29军纪念馆一直杳无音讯。不过,位于北京西城区的赵登禹路却历史悠久了。


      “人们常常问我,是不是我们家之前住这儿,其实这里不是我们家的故居,我们之前是在鼓楼方砖厂住。”赵学芬说,赵登禹路北起西直门内大街,南至阜成门内大街,是原先北平西城崇元观至太平桥的路段,“以父亲名字命名的这条路,是父亲当年奔赴南苑战场,路过的路。”


      赵学芬一家在鼓楼方砖厂的故居,已于1949年出售给国家了,“当时母亲身体不好,妹妹也得上学,没有国家贴补,后来政府提出把房子收回来,补助我们一些钱,于是,我们用这笔钱买了其他的房子,租了出去。”


      有一段时间,赵家就用收取的租费,养活了一大家子。后来,大部分出租的房子也被收归国有了,日子再度拮据起来,直到改革开放后,国家才开始给赵家发放补助金,少则几百,多则一千。


      “那段时间,真是把我折腾坏了,我的哥哥比较内向,妹妹还小,母亲身体也不好,所以里里外外的大小事情都是我在跑。”提去那段岁月,赵学芬觉得苦不堪言。
 
      “老兵需要的是被认可,不想被国家遗忘”


      靠着他人对父亲的支离破碎的描述,赵学芬在心里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高大的父亲。“我到各地走访父亲的老战友、老部下,到父亲的老家听父老兄长讲父亲的往事,我时时能感受到父亲的护佑和照拂,感觉他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近年由于身体的原因,赵学芬已几乎不和老兵们联系了,唯独对29军的一位老兵的际遇印象深刻。“之前我们有一次参加活动,他过来了,那位老兵擅长耍大刀,是位练家子,他已经老了,但还是当着我们的面耍起了大刀,我们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都一大把年纪了,我们知道他是想得到大家的认可。”


      赵学芬顿了顿,说:“他把刀捐给了抗日战争纪念馆,他的生活没有保障,靠乞讨过活。后来,他到纪念馆,站在他的大刀前,凝望了很久才离开。后来纪念馆工作人员反应过来,想起他就是捐刀的老兵,赶紧去找他,了解到他的生活情况很不好,给他送了钱作为生活贴补。”

 

抗战名将纪念馆中几位名将之后的合影(右三为赵学芬)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国外和台湾地区很多国民党老兵被邀请过来,赵学芬同时被邀请,她对抗战馆的全息影像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效果做得特别逼真,3D效果和真人表演无异,但在活动要开始之前,这一部分被撤下了,同时撤下的是抗战馆内悬挂的大部分国民党将领照片,“我记得当时很多老兵过来这边,台湾那边来的老兵看着很难过,在抗战馆里失声痛哭。”


      看着台湾的老兵在那痛哭,赵学芬心里也非常难受,“他们的照片都被撤下来了,但他们需要被认可,老兵们不想被国家遗忘。”


      纪念活动上明确提出,抗战胜利是国民党正面抗战和中国共产党敌后游击战相互配合取得的胜利。赵学芬说这是“极大的鼓舞”。

 

      要善待老兵


      “我特别希望能做一个调查,有多少老兵存在,他们现在怎么样?我们可以给政府提建议,让国家给予他们帮助!”赵学芬指出,“他们需要的是国家和人民的肯定,当时抗战的精神是我们现在也需要的,归根到底,我们是为了民族大团结。”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中日关系一向紧张,赵学芬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泱泱大国可以被一个岛国这样侵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我们哪一次都得往外送白银,他们一直在这样搞经济侵略,我们当时抗战胜利,也没有索赔,我们的损失多么惨重啊!”赵学芬的经历让她对那段历史更加深刻,她中间提到一句,“我不是说空话!”她知道,那段历史,很多人无法感同身受。


      提到日本对老兵的补贴,赵学芬不太情愿去谈论日本,“我不关注他们,也不看他们。”后来才退步,“日本的老兵和烈士是一个级别的,和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我不想谈他们。”


      日本政府颁发给旧军人本人或遗属的抚恤金制度被称为恩给制,军人恩给制度的抚恤金发放系统相当复杂,基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发给武官和士兵或遗属的“军人恩给”,另一种是发给文官或者在军工厂劳动的人或家属的“援护年金”。


      根据日本政府的预算,2005年享受“军人恩给”的人数共118万人,总额达9680亿日元;享受“援护年金”的人近4万,总额520亿日元。两者合计达1.02万亿日元。数额最高时是1983年,竟达到17358亿日元。据统计,2004年8月到2005年8月,平均每人每月领取的恩给金额为6.8万日元,比普通日本国民5.2万日元的养老保险金高出很多。

 

      “忘战必危”


      由于对民族抗战教育的热衷,赵学芬一直从事着爱国主义教育,一些机关、学校、组织常请她做嘉宾给学生们进行讲座,她因此接触的学生达七八万之多。“现在的部分青少年很叛逆,我看着心里就特别难受,没有民族精神了啊!所以我有机会就跟他们讲,给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今年是甲午中日战争120周年,我们可以加强民族精神的教育,有人提出要宣传一些胜利的阶段,但我认为更应该关注胜利的背后,胜利是由多少人的逝去换来的啊!”


      赵学芬有些激动地,一字一顿地说:“忘、战、必、危。”她指出,当时的民族抗战精神是现在都需要的,民族大团结非常重要。


      赵学芬有一个从小在身边长大的外孙女,很优秀,现在在法国读大学。“我这外孙女特别听话,特别贴心,我经常说我得去政府机关、电视台宣传民族精神,但我身体不好,如果哪天走了怎么办?我外孙女就让我别担心,她说她会回来,继承我的事业。”说到这些时,赵学芬似乎停不下来,她很欣慰自己能有这样一个继承者


      记者手记:


   在接受采访的第二天,赵学芬一大早打来电话,说是因为患有心脏病,回忆让她心情起伏较大,“我昨天接受采访后,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一夜未眠,脑海里一直跳跃各种画面,我知道,我都这一大把年纪了,需要的是平静,但我谈到这些,我真的是感触太深。”老人说话时很吃力,语调明显不如前一天接受采访时那样底气十足。


   再有一个月就到清明节了,虽然身体状况欠佳,但赵学芬仍会一如既往去给父亲扫墓。赵登禹烈士墓,紧临着京广铁路西道口铁路桥,每天迎送着过往的列车,就像仍在守护着北京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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